解决社会问题 道德胜于技术

时间：2022-07-12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随处可见的自行车共享似乎一夜之间成为了中国城市最常见的街景之一。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很方便，尤其是堵车的短途旅行，甚至还能顺便起到环保健身的作用。然而，当摩拜单车不久前入围“中国社会企业奖”时，却引起了无数争论，焦点是：自行车共享能否被归为“社会企业”？换句话说，是不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毫无疑问，如此多的资本热钱涌入自行车共享市场，与其说是因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如说是因为企业追求利润的本能。就像当年的承包责任制一样，新生事物的混合性质往往是有争议的。可以讨论几年，但不可否认，它确实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和实际需求，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那么乐意采用它。

有意思的一点是，虽然多年来人们一直呼吁推广自行车来弥补城市公共交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像福州这样的城市也早已建设了自己的城市公共自行车，但收效甚微；两年前，当摩拜单车开始进入这个市场时，恐怕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到，自行车共享可以迅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不得不说，这是因为新技术带来的新思路：原来的公共自行车不仅网点少，而且要在固定地点租用，门槛很高。3354租房前要拿身份证办卡，交几百元押金。相比之下，有无线网络技术辅助的摩拜单车，省去了这些环节的所有麻烦，甚至让人觉得没有必要自己买自行车，因为这也解决了困扰人们很久的一个头疼的问题：自行车总是容易被偷。

面对社会问题，中国人的传统解决方法是“讲道德”。自行车被盗案件多，一是因为社会上的人不好，需要改善民风，提振健康风尚；不文明现象很多，要多讲“不讲卫生可耻”；腐败现象很多，也可以归结为当事人的道德败坏。所以要从纪律入手，用廉洁的榜样激励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中，仅靠这一点不足以重铸社会秩序。于是，他们开始尝试从制度上杜绝人出问题的机会，然后配合法律的震慑。然而，这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总是普遍适用的。比如法律可以规定儿子一个月必须去看望父母一次，但不能修复亲情；规定和标语也说了禁止闯红灯，但不可能每个路口都有警察纠正路人的违法行为。

在这方面，有时技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供巧妙的解决方案。在日本，很少有人会闯红灯，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高品质”，更是因为日本很多城市道路在规划时就已经从技术上考虑了人车分离，在人车混行的路段严格执行行人优先的原则。很多人闯红灯是因为在小路口等的不耐烦，觉得反正也没车，不如自己过去。鉴于这种心态，日本城市里行人少的小路口，大多都装了红绿灯，供行人自助。你可以自己按，过一会儿就变成绿灯了，不用等就可以安全过马路了。这虽然是个小细节，但意味着行人有了过马路的主动权；对车辆也有好处：不仅降低了车祸的概率，还可以在没人压车的时候畅通无阻的通过，不用在没人过马路的时候停下来等红灯通过。

日本东京新宿的斑马线

这种用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在中国很新鲜，但在国外并不少见。1879年，美国Liddy Brothers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收银机，除了实时准确地记录营业收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解决了当时令很多店主头疼的老问题：店主可能因盗窃或失算而遭受损失。收银机比任何道德劝诫或奖惩制度都更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只要输入商品信息和顾客付款金额，机器就会计算出找零金额，同时也消除了店员中饱私囊的可能性。

在这类逻辑关系简单直接的问题中，技术往往能解决问题的釜底抽薪。就像机械打卡还是可以作弊的，但是生物识别技术出现以后，基本上就变得不可能了。——虽然有硅胶材质的指纹套可以骗过打卡，但大概没人能骗过更严格的虹膜识别。这种解决方案的优点是简洁高效，几乎消除了任何人为的模糊空间和人为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自行车共享也是如此：因为每辆车都包含支持GPS的定位芯片，精度可以达到10米范围内，还得靠手机扫码解锁。在这种情况下，偷窃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出售赃物，从而在技术上使偷窃变得毫无意义。

但是，认为科技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未免过于乐观。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一个主要历史教训是，技术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往往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当马车被汽车取代后，城市中马车带来的马粪卫生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但汽车尾气带来的问题更麻烦。这就像安装一个新的补丁来修复计算机软件程序中的bug，但补丁本身会带来新的bug。

对于涉及复杂方面的发明尤其如此。因为这种新技术往往会在广泛的领域造成不同的影响。现在很多人都习惯用手机无线支付。这将确实是相当方便，消除了痛苦的变化，以及环境，卫生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