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如何失去自由的城市生活的？

时间：2022-07-10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在传统的中国城市，人们的日常生活是自由而轻松的，比如沿街购物，推车卖小吃，摆地摊，转圈表演艺术。几乎无人问津，所以为很多穷人提供了生计，为市民生活提供了便利，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但是城市有很多缺乏管理的问题，比如卫生条件差(这个问题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了)。城市生活的标准化必然会让人们失去一些自由。

然而，20世纪初，中国向西方学习，警察作为城市改善的力量出现在城市中。从公共集会、群众性宗教活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代表国家权力的警察的控制已经进入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成都，警方开始规范所有公共集会。成都人特别爱看热闹。“成都人的心是浮动的，倾向于在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上群集相见。”在成都的外地人还发现，只要在街上发生不寻常的事情，就会吸引“一大批好奇的人”。这样的情况往往会引发很多纠纷。

新规出台后，要求在公共场所围观群众较多时，在场警察要“尽力将围观群众送回去”。任何人想在公共场所摆摊都必须事先获得批准。警察负责维护重要活动的社会秩序。

辛亥革命后，警察控制的范围不断扩大，社会约束力也不断加强。甚至对路人的严密监视。地方当局一度限制举办花市等传统活动，因为那里形形色色的人混杂在一起，没有好坏之分。否则，规定花市上只允许出售农具、农作物、花草，禁止出售其他商品，也不允许在花市上摆摊卖茶、酒、食品等。

青羊宫是成都过去举行花灯节的地方。

此外，警察还尽力驱散聚集在街道或公共场所的儿童，防止他们闹事。孩子们经常恶作剧取乐。他们到处扔砖头，折断树枝，伤害路人。一些男孩从城墙上扔砖头或石头，打碎了别人屋顶上的瓦片。

如果发现这样的事情，警察会逮捕他们，他们的父母会在街道领导的监督下负责修理损坏的屋顶。要求父母特别注意他们的孩子，因为在街上玩耍经常会导致受伤。

1918年，有记者在《国民公报》上写道，看到废墟里有五六十个孩子在玩战争游戏。他们互相扔石头和砖头。一瞬间，他们是“飞石”，喊着“杀！”“杀！”很明显，这是不久前成都街头军阀混战的影响。

警方还对下层民众经常光顾的场所进行了严密监控，比如“鸡店”，严密检查。成都作为长江上游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每天吸引许多外国客人，这有助于客栈业的繁荣。

画家尹健的成都老街钢笔画素描画家尹健的成都老街钢笔画素描

成都的住宿分为“鸡店”、“客栈”、“官店”三个等级。鸡店多在东门附近，主要是乞丐、流浪汉等穷人经常光顾。它被认为是罪犯的聚集地。客栈通常是商人经常光顾的地方，而官铺是给官员住的，但商人也可以住在那里。

清末成都有300多家旅馆，可见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成都。根据警方出台的规定，凡是在鸡毛店住宿的人，必须登记籍贯、年龄、职业和来成都的原因。商店主要向地区警察局报告可疑人员。

要求警察旅馆不得为妓女、赌徒和“晚上来不带行李的人”提供住宿服务。警察迟早会在这些酒店巡逻。夜巡结束后，酒店必须关门，不允许任何人进出。直到第二天早上警察清点人数时才能打开。

但是这个规定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就不好说了。这样的劣质酒店在成都到处都是，连开门关门都不可能有警察在场。很难让每一家鸡肉店和每一个房客都处于它的严密监视之下。但出台这样的规定，至少反映了警方对这些地方治安状况的担忧，并试图整改。

警察还得控制公共场所的精神病人。他们的出现不仅会引起人群围观，暴力狂徒还可能攻击他人，扰乱公共秩序，尤其是在花市这种人多的场合。据一位记者报道，在1909年花展的前两周，他看到六七次警察把精神有问题的人带出会场。

清末，成都将花市改为劝业会。照片是1911年第四次劝导会。场地在青羊宫和二仙宫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临时展览棚。当时在川大任教的美国人路得那爱德拍了一张成都的照片，把清末的花市变成了工博会。照片是1911年第四次劝导会。场地在青羊宫和二仙宫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临时展览棚。当时，它是由在四川大学任教的美国人路得那爱德拍摄的。

一个官员因吸食鸦片成瘾而发疯，被免职。有一天，他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冲到街上，宣布不准带洋灯，跑到一个茶馆，把两个洋灯砸碎了。然后去了华阳县府，睡在门前不肯走。三个警察来把他带走了。

另一个报道是，在花会上，警方发现一名男子的言谈举止非常奇怪。“指天画地，扰乱治安，游客惊为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