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失败和伟大

时间：2022-07-07 来源：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我们的失败与伟大

1989年春节后，《中国青年报》开始实习。大学三年级的实习，可以算是每个新闻系学生职业生涯的开始。

当然，我没有钱住酒店和招待所。我住在北大老家的宿舍，谁的床空着我就睡谁的。那年冬天，我闻到了陕西、河北、广东、四川、云南的各种味道。偶尔需要在鼻孔里塞两根星宝烟，用嘴呼吸才能入睡。

每天上班上班都是漫漫长路。一个多小时里，我一直唱着同一首歌，是《我要的不多》，台湾民谣歌手马兆骏唱的。他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告诉我，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孤独的不止是我一个人。”另一个孤独的身影每天从北大出来，坐332路公交车。

他的名字叫萧劳。他和我一样21岁，但是长着一张41岁的脸，他是宜昌人。他学的是经济学，在一家中央大报实习。每天早上我们在校门口买酸奶，在白石桥站分手。

他第一次和我说话是在公交车上。这家伙像地下党一样凑过来说：“你知道海子死了吗？”我当时不知道海子是谁，所以不敢接手。

萧劳说：“有时间我一定要去山海关。我想了解一下海子的所见所想。我收集了很多材料，不出五年，中国第一个思想记者就姓肖。”

再多的皮囊也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即萧劳这个意识形态记者的钱比我少。有时候我买两个肉包子吃，他从来不吃，说早上吃不下。但是有一天我让他吃一个，我觉得他只用了1.5秒就吃完了。

3月底，发生了一件事，这成了记者萧劳的末日。

那个周末，萧劳问我第二天能不能陪他去延庆县。

肖的老父亲病重，来北京求医。结果几家医院都以无药可治为由拒绝接收。20多年后回想起来，很可能是肠癌转移到了肝脏。无奈的萧劳从家乡得到了一个神医的地址，说神医救了很多无望的人。地址在延庆县。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两个就和行动不便的小老伯一起登上了开往延庆县城的大巴车。

医生正坐在一所房子里。我们一坐下，一个看上去像助手的男人向我们伸出五指，萧劳愚蠢地伸出一只手来击掌。那人板着脸说：“五十块钱。”

萧劳有20多块，我有30多块。神医收了钱，背对着我们在纸上写了些什么，然后折好交给我们说：“去吧。”

我们走到阳光下，打开纸，只有两个字：红薯。那天已经很晚了，我们在延庆县城找到了一户农家。一美元一晚，带热炕头。萧叔叔睡了以后，我们俩都到外面去说话。三月底，长城依旧寒冷，白杨树像黑暗中的巨人一样俯视着我们。我说：“要我说，这位大医生就是个锤子。”

等我们回到屋里，肖叔叔还没睡。他坐在炕上看着我们说：“别吵了。我要走了。红薯是你妈的小名，她在叫我陪她。我没有什么要求，让我死在湖北老家的床上吧。”肖波父子回家的路费是我们几个哥们出的。到了火车站，老人突然跪在地上说：“下辈子我一定报答你。”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在青年报食堂，每天两个菜，一荤一素，还有白馒头和一大锅汤。我的重庆崽经常想起麻辣火锅和炒腰花。但这里有很多我敬佩的记者，比如张兼维、麦天枢、卢跃刚……我每天坐在食堂的角落里，听着他们咬着馒头，说着那些我听不懂的宏大叙事，日复一日的痴迷。

偶尔会忍不住感叹，记者是一个多么神奇的职业，他们来自那么远的热情，让我忘记了那么近的悲伤。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一张50元的汇款单和一封来自湖北的信。

信中写道：“我父亲在床上安详去世。我在长江边承包了一个鱼塘，还能赚点小钱。我要挣钱照顾妹妹，所以不能再读书了。当然，我不能当记者。羡慕，可以面对这么大的世界。秋，无论你有多大的世界，做一个正派的人。”26年后的3月底，出版社让我给阿兰德波顿的新书《新闻的骚动》写个序言。忐忑不安中，我读到了书中的一段话。他说：“查新闻就像把贝壳贴在耳朵上，让全人类的吼声淹没你。有了那些更沉重、更可怕的事件，我们就可以把自己从琐事中抽离出来，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的担忧和疑虑。”

26年来，我多次从长江尽头的上海飞到长江头的重庆。我忍不住透过飞机的舷窗寻找长江边的鱼塘，寻找那个在延庆和我吵架的年轻人的身影，寻找他做思想新闻工作者的梦想。那个人会不会每天早上在耳朵里塞个海贝，听听这个星球这个国家惊心动魄的声音，让他忘记延庆县城绵延的山路，忘记我们无望的悲伤？

但就我所见，只有那条遥远的河，那似乎是岁月的泪水，清澈，混沌，奔流，遗忘，燃烧，毁灭，它不停地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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