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家”

时间：2022-07-06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春节一直被视为每个中国人最大的节日，与其说是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不如说是因为它象征着中国文化中“合家团圆”的最大愿望。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童年记忆：春节是一个欢乐的节日，这种欢乐来自穿新衣、吃团圆饭、压岁钱、和亲朋好友尽情玩乐。简而言之，就是愿望满足，限制放宽的时刻。那是“家”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至少人们传统上是这么理解的。

但这些年来，“过年”逐渐从团圆时刻变成了矛盾的爆发点，以至于有句戏言：“有的家庭过年，一场争吵才算圆满”。原本可以因为不在一起而避免的矛盾，却在这个团聚的时刻爆发了。对于很多走了很远的年轻人来说，“回家”意味着远远不能放松和满足他们的愿望。相反，是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回去“年底买单”的时刻，意味着要小心翼翼、疲于满足家人的愿望。面对七大姑八大姨“什么时候脱单”的问题，网上流传的各种“春运自助指南”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

《春节自救指南》在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春节自救指南》在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

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这一代中国人的心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如果说以前我们在外的时候想着“落叶归根”，在外漂泊的时候总觉得很痛苦，在必须回家才能平安团聚的时候又觉得很舒服。现在，许多人可能会同意，他们离家时比回家时更舒服；哪怕是春节，也只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不回来就不能说不，回去就盼着早点结束”)。既然如此，“家”对现代汉语来说有什么意义？

家：保护你也束缚你。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家”的矛盾感受和痛苦，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只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冲突尤为激烈。像几乎所有的传统一样，家庭不仅保护人们，而且约束他们。只是生活在传统时代的人，在面对危险的外界时，更容易认同家庭，感受到家庭给予的保护。但是，对于我们这样在现代化进程中试图从家庭中解脱出来的个体来说，我们感受到的主要是它带来的束缚。

人类学家徐诚斌几十年前写了一本书《宗族种姓俱乐部》，分析了三种不同文化中的基本社会制度：中国宗族、印度种姓和西方俱乐部。这里最根本的区别是，氏族和种姓是“原始的”，是你与生俱来的，你不能像俱乐部一样选择加入。这就意味着，无论你自己的意愿是什么，都无法改变你是某个家族血缘成员的事实。当然，任何社会的家庭都有这样的特征，但在城邦自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更注重为每个个体提供制度化的保护，让他们在流动的环境中拥有选择自己身份的权利。

《宗族种姓俱乐部》在徐诚斌，《宗族种姓俱乐部》在徐诚斌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小农社会是小规模的熟人社会，互动频繁而密切。大家都活在别人眼皮底下，一点隐私都没有。这样的社会之所以盘根错节，就在于流动性低。传统上缺乏法律保护，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危险。个人很难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所以“家”是每个中国人最后也是最顽强的依靠。这符合经典农民社会的基本特征：所有权、生产和消费都是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基础的，农民社会充满了家族主义的氛围。为了生存，全家人必须齐心协力。所以，中国人历来关注的不是个人，而是家族的生存。——不是“你有家室”，而是“你有家室”。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综合性的“生存机制”:它集繁衍、福利、救济、生产等一切功能于一体。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所有需求，几乎都可以从家庭中获得。另一方面，有很多事情是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所谓“一人独大”、“勇者三帮”)。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环境里，很多服务和乐趣，别说权利，都不是单靠金钱就能获得的，只能靠关系、权力、福利等机制来补充。久而久之，很多人学会了用尽可能少的钱充分利用这些“免费”资源，但代价是你很难完全独立于这个网络之外。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如同在小生态位中进化的生物，最佳的生存策略就是适应这个环境，对这个微环境发展出微妙的适应性，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

祠堂

现代化的进程破坏了这种稳定。当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个工业化的中国首先登上了历史舞台。之后虽然有过反复，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涌入城市。不管他们来镇上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