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是对书籍如饥似渴的人

时间：2022-07-06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该书的命运也可以成为国运的缩影。三年前，我从伦敦回老家上海，回到母校复旦新闻学院当老师。在复旦读书会上，图书馆馆长、中国现代文学教授陈思和先生邀请我做主题演讲。我决定讲一个关于我自己和我的书的故事，题目是《访书》。每本书，无论好坏，都有自己的命运，难以预料。阅读每一本书都是我们对它的秘密窥视和拜访。

多年前，我以FT驻华记者的身份去北京，从伦敦海运回近70箱书。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文革刚结束，国家一片废墟。在新流行的口号中，有一句老外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当书箱到达复旦，卸下来堆在办公楼前的时候，一个想法跃入我的脑海：“知识就是重量”。两天后，所有不屈不挠的书架都摆满了，只有一半的书找到了归宿。不幸的那一半，还躺在纸箱里，在黑暗中渐渐被遗忘。好几次，为了查阅一本书，我知道它藏在一个纸箱的黑暗里，却到处找不到。找不到这些书是对我的惩罚和报应。

去年夏天，我从伦敦运回十多箱书到上海。有一天，我收到海关的通知，大意是有太多的书被海关根据新规定扣留，可能会被退回原产地伦敦。我目瞪口呆，向海关强调，回国服役对我的教学和研究是必须的。几经周折，几百本书终于送到了复旦。

书荒与手稿

我出生在60年代，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打击，是饥民的一代。到我四五岁的时候，我懂事了，中国陷入了无书可读的时代。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几乎所有的书籍和古典音乐都被禁。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对书印象最深的其实是烧。那是我妈妈教书的学校。现在是夏天。戴着袖章的红卫兵们笑着，把图书馆里的书刊扔到操场的角落里。学校关门了，学生们自由自在地进入狂欢季，把一些书扔进火里，像野外的烧烤游戏。我找了一些漫画书，其中一本是《白毛女》电影的连环画。它是黑白的，色调是蓝色的。阳光温和明亮，不像革命天气，耳边也没有尖叫的口号。不一会儿，在欢呼声中，书籍在火焰中化为白灰，飘在空中。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白毛女》连环画

1973年，十岁以后，父母每个月给我几块零花钱。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从东区坐车去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那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书店。1972年尼克松访华，国家开了一个缺口，但人民还是没有真正的书看。书店都是封闭式的货架，和当年的一样，都是服务员控制的。他们后面是一个书架。隔着玻璃柜台，你想看哪本书？给服务员看，让他们把它从架子上拿下来。印象中，服务员的态度，大多是无动于衷，不耐烦，啪啪把书放在柜台上。后来有了贵人《白毛女》和《金光大道》，都是革命小说。知道没有好书，就要每周六按时去新华书店报到，摸书皮。

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

在那些日子里，书店里没有书。但是地下有手稿，很受欢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偷偷向同学借了几本，有些是抄在蓝色打印纸上的，大部分是手写的。有些是硬拷贝，有些是软皮作业本。一本书里，往往有很多人的笔迹，都是手写的地下志愿者。我看过《艳阳天》，《金光大道》，《艳阳天》。在凋零的年代，恐怖故事也是难得的享受。按照当年的国家规定，在江南，冬天没有暖气，在九月严寒的上海，一般室内外都是雾蒙蒙的。粘着温暖的被褥，穿着厚厚的衬衫，拿着手电筒，通宵看书，然后像地下党一样走向下一个同学。除了严格按时归还，有时候还有义务复印下一份。这在世界出版史上是罕见的。当时流行的手稿有16种，其中《一双绣花鞋》读者据说有几千万，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手稿《玫瑰香奇案》于197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手稿《第二次握手》于197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回来了，第一批禁书于1978年开放。当时叫“重播花”。第二批图书于1981年被禁。国家共使用战斗用纸2400吨，重印小说、学术经典等中外名著230种。在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门口，每当有新书的消息泄露，就会有长长的人流彻夜等候，长达数百米，蔚为壮观。我买过雨果的《第二次握手》，巴尔扎克的《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狄更斯的《悲惨世界》。还有一套书，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至关重要3354 《高老头》。队列中的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是营养耗尽的知识饥渴者，等待着一场大灾难后精神和灵性的雨露。

那是一个渴求知识的时代。如果去参观当年七个人一起住过的大学宿舍，很难判断主人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完全可以在物理系学生的床头书里找到斯宾诺莎，罗素，休谟，康德。当时在革命的废墟上，学科之间几乎没有隔阂。我们四处游荡只是为了获取知识。书籍将我们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当年的宿舍是严格按照院系划分的，但不妨碍我和数学系、物理系、生物系交朋友。

几年前，我在伦敦的家里整理寄回上海的书，把几袋书留在门外处理，捐给慈善机构。半夜，领带来了，我舍不得，悄悄捡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