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和吃饭

时间：2022-07-04 来源：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虽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没有人否认“革命者”必须“吃饭”。组织过国际学术会议的人都知道，同一个嘴巴，需要说话吃饭，不能顾此失彼。如何在不违规使用资金的情况下，让很多远道而来的客人“感觉良好”，成了一门学问。相对来说，国外大学对自己要求严格，总是不敢乱花钱。中国的大学也有金融学科。但由于中国人的骄傲和近年来经费的飙升，举办同等级别的国际会议一般比欧美的大学更优雅。香港呢？那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009年4月，在北京大学主持“五四运动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次年12月，“香港：城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举行。这两次会议，都涉及到吃饭的问题，让我对不同的管理制度有了深刻的认识。

北京会议开得很成功，代表们对此表示赞赏。但会后，两位日本教授小崎先生和山口先生专门找我谈话，严厉批评了会议的“铺张浪费”。因为是老朋友，所以我们很认真的说：你们中国人刚刚“小康”，就开始摆架子了，太好了！事情是这样的：我按照会议代表人数点了晚餐，有近1/5的代表因为朋友的邀请不辞而别，所以两桌根本没人吃。因为是提前订的，餐厅不肯退，知道没人吃，菜照常上，所以特别刺眼。这两位日本朋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到中国学习的。他们看到了我们的贫穷和贫困，对30年来的巨大变化深感欣慰，但也不赞成中国人“先富奢侈”。我诚恳接受批评，并承诺：以后北大组织的所有学术会议，中午吃快餐，登记吃饭人数。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这样做很安心。

在香港的会议由陈国秋和王德威联合举办，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支付了费用。按照规定，每一笔支出都必须提前申请，否则事后不予报销。开会前一周，学校突然通知我们不要吃晚饭，因为会议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召开。代表们来自世界各地，素不相识，因为会议还没正式开始，让他们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太不人道了。中文系书记向学校转达了我的“告白”，得到的答复是：你可以自己吃个饭。作为会议的组织者，我不能违规伤害朋友，所以真的是自己掏钱请外方代表吃饭。

这还不是全部。局长告诉我，这次的经费来自大学预算，不是我们自己集资，要受到各种财经纪律的约束。三天的会期，轮流在两所大学的不同餐厅吃饭，吃饭的时候不能喝酒。因为酒不是必需品，你是来开会的，不是来度假的。我才想起来，在欧洲的一次会议上，一个普通会议的组织者拿出一瓶酒，说：“我请你喝一杯”。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觉得这酒很特别，值得夸耀。原来人家有这么细致的规定，——不仅管资金，还管怎么吃喝。既然如此，我不妨效仿，让人在外面买酒，带到学校食堂，和朋友们一起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和国外教授接触多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你招待别人很丰富，别人招待你却相当简单。开始习惯了，很快就明白了：你请的人，用的是公款；如果你被邀请，你得自掏腰包。国内的大学普遍采用工资低，报销方便的制度。只要大学里各级领导不腐败，怎么请人吃饭都没问题。这肯定会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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