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支持希特勒?
时间:2022-07-04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德国人有深刻的反思,但这种反思与国籍无关,而是因为他们的公民政治意识。战后一段时间,很多德国人的历史观其实充满了谬误,尤其是涉及到纳粹的国内政策和犹太人问题。历史是由伟人创造的,但伟人的背后站着千千成千上万的小人物,他们是纳粹统治的群众基础。没有他们,历史就没有体积。
正因为如此,美国记者迈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回到了德国。在随后的十年里,他跟踪采访了十个普通德国人,了解到为什么大多数普通德国人支持纳粹。答案就像他为自己的书选择的标题一样:他们认为他们是自由的。
一战后,德国背负巨额战争赔款,新建的魏玛共和体制陷入混乱。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雪上加霜:马克大幅贬值,失业率高达30%。然而各种政治势力整天互相攻击,毫无办法。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这十个普通德国人都是失业的,没有生活。在他们的记忆中,从1933年纳粹上台到1939年战争,是德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光。由于承诺让德国变得强大和富有,纳粹赢得了选举。他们上台后,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整顿社会秩序,迅速振兴经济,恢复公共服务。短短三年,德国的高失业率降为零,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实现了共同富裕。工人阶级可以像管理层一样出国度假。
纳粹党的迅速壮大依赖于大量工人、失业者、农民和中产阶级的支持。在那段时间里,这十个德国人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不再贫穷饥饿。一个裁缝告诉记者,1918年的共和国让他父亲一贫如洗,是纳粹给了他父亲一份工作。他想要的是安全感,一份由国家提供的工作,以及保险和养老金。1935年他成为纳粹后,所有这些梦想都实现了。一个木匠说,纳粹缩小了贫富差距,每个人都有工作机会。虽然战后有了自由,但自由不能代替生活。
这说明虽然纳粹上台后开始镇压反对派,迫害犹太人,但是只要人民得到了想要的物质生活,他们还是会支持纳粹的。在他们看来,如果希特勒没有发动战争,他仍然会作为历史上振兴德国的伟人而被载入史册。
木匠觉得纳粹制度有“很多好处”:纳粹打破了阶级划分,让他和上层阶级平起平坐,这是前所未有的。在群众组织的“劳动战线”,他和老师成了战友,大家完全平等。这位裁缝过去常为大学教授做衣服,对此他既自豪又嫉妒。成为纳粹成员后,他发现自己可以对教授们指手画脚,这让他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希特勒非常了解公众心理,他赢得他们支持的方式不是提高福利,而是增强他们翻身解放的意识。毕竟社会福利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平等甚至政治上优于他人,才能让普通人感到幸福,即使他们的生活并不太好。
其实这些普通人都是勤劳正派的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没有受到迫害,也不认识什么高层人士,甚至连大屠杀都不认识。就算知道了也不会相信,以为是犹太人造谣。由于缺乏民权意识,他们总觉得犹太人太有钱,不公平,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是对的。裁缝告诉记者,是犹太人偷走了他们祖先的一切。一位银行职员认为,应该降低犹太人的经济水平,使之与他们的数量成正比。他们渴望社会公正,却缺乏将各种事实联系起来,将宣传与事实分开的能力。
并不是民主本身导致了纳粹的上台,而是当时德国人的政治观点大多基于个人情况,对他人的权利漠不关心。他们没有社会公民意识。
于是,和很多普通德国人一样,纳粹宣传说通货膨胀是犹太人造成的,他们也信了。报纸整天告诉他们“犹太人是世界的资本家”,“犹太人统治英国”,“犹太人控制俄罗斯”。裁缝曾经告诉记者关于毒气室的事,他说,“如果那发生了,那是错的,但我相信那从未发生过。”偏见让他只相信官方媒体的宣传,而不相信事实。即使发生了屠杀,他也相信领袖是好的,所有的坏事都是他身边的人干的。是当地的纳粹分子滥用了党的原则,领袖只是被骗了。但当他自己看到犹太人每天都戴着象征耻辱的臂章时,他觉得理所当然。1938年11月10日,发生了一起犹太教堂纵火案。一群孩子正从被砸的犹太糖果店里拿着糖果,警察和大人在一旁看着。他们不认为这是犯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托克维尔的“多数人的暴政”或者汉密尔顿的名言“先生,你的‘人民’是一头巨兽。”
纳粹为了巩固对人民的意识形态统治,强调忠诚、纯洁、勤奋、朴实、爱国等一些非知识分子的品格,把喜欢思考的知识分子视为不可靠、有害的阶层,为不愿思考的人提供了借口。对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大多数普通人只有简单的二选一的想法。一位收藏家曾告诉记者,他最喜欢的希特勒名言是,“非此即彼。”这为大多数德国人的选择提供了一种解释:为了实现国家
家富强,完全可以放弃维护个人权利。在这位美国记者看来,这些普通德国人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缺少政治权利意识,总认为国家是崇高的,而个人无足轻重,因而对他人的苦难漠然置之,甚至主动参与迫害。
战后,德国人开始了新生活,这十位普通人的生活又一度变得艰难,他们需要承担比从前更多的个人选择和责任,对此他们总是抱怨,觉得纳粹曾经把一切都管理起来,统治得很好。这表明,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受过骗,他们以为他们在纳粹统治下是自由的。事实上,他们渴望的从来不是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想要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这位美国记者由此得出结论,这是自由制度与不自由制度造成的价值观之别。从一个习惯于凡事自主的美国人的角度看,这些普通德国人缺少的其实是公民意识和勇气:“一种能够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统治别人,而是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