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当女人成为“姐妹”时就注定成为“奉献者”

时间：2022-06-26 来源：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我的姐姐》：当女性成为“姐姐”，就注定成为“奉献者”

最近《我的姐姐》登陆国内影院，口碑也引起了很大争议。这部电影围绕一对失去父母的兄妹展开。姐姐被要求抚养弟弟，在追求个人独立和抚养弟弟之间挣扎。影片上映后，“父母双亡，妹妹还要养弟弟吗？”曾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对于中国人来说，亲属之间的称谓不仅划定了他们的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划定了每个人在伦理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安然在《我的姐姐》年被指定为安子恒的“姐姐”时，一系列的义务和责任像洪水一样向她倾泻而下，而对于那些最义正词严的亲人来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安然不得不面对“姐姐”的身份和角色所带来的问题，因此它遭受了两面夹击、挣扎和痛苦。

在作者看来，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当我们再次在电影中遇到重男轻女、忽视女生、暗地歧视女性的时候，仿佛旧时光又回来了。清末民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质疑和攻击，对家庭女性的轻视和压制，对女性独立和个体价值的强调.这些问题都在《我的姐姐》上再次出现。那么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我们经历了哪些波折？女性在面对家庭伦理冲突时有更好的选择吗？

在东亚家庭伦理中，姐姐为弟弟牺牲是相当普遍的。

《我的姐姐》安然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女性，对自我主体意识有着清晰的认知，具有很强的反思和批判能力。塑造这种特质的很大原因，从电影里回过头来看，是来自她从小长大，遇到的家庭。对父母和儿子的渴望是“重男轻女”糟粕的延续，也正是这些观念对安然造成了直接而巨大的伤害。

影片中，父亲为了获得生二胎的机会，宣称女儿是瘸子，让安然扮演瘸子。父母对儿子的执念，也伤害了安然的心理，尤其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对作为一个女孩的认知，同时也容易造成自残和贬低。但最终安然并没有在后者的阴影下变得灰暗。她反而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孩，这和她从小在姑姑身边长大有直接关系。

003010很大程度上是在塑造一部女性生活史。这一点在我姑姑和安然之间是非常清楚的。为了生下第二个孩子，父母把安冉送到了姨妈家，姨妈在整个电影中被反复强调为某种“为了他”的形象，比如母亲、妻子和最重要的“姐姐”。从出身家庭到自己的家庭，前者作为“姐姐”的角色给她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姨妈的妈妈直言不讳地告诉她，家里的一切都要先给儿子，所以她不得不放弃去俄罗斯留学经商的梦想，去成全弟弟，那个男孩。

103010年的安然和阿姨。

“姐姐”必须牺牲来成全弟弟的叙事，在整个东亚儒家家庭伦理秩序中非常普遍。在赵楠竹《我的姐姐》中，她也因为有了弟弟而被奶奶要求退后，而她妈妈也和《我的姐姐》中的姑姑一样，用一生的时间去包容和牺牲自己的欲望。他们大多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在男权家庭的观念下，他们被忽视、被贬低、被歧视，却又无从抱怨、挣扎，最后不得不默默忍受，才能期待自己走出来的那一天。

所以这个故事似乎又回到了“5*4”新文化运动时期，家庭与女性之间非常普遍的矛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惊讶地发现，当很多领域或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有家庭伦理中的重男轻女和对女性的攻击依然存在，并且变得更加复杂。

103010电影剧照。

《82年生的金智英》，学者张念指出，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她们的身体行动密切相关。把三寸金莲带出闺房这个看似简单的肢体动作，对于现代中国女性来说，却是惊天动地，非常悲壮。导致传统女性被束缚的第一个空间限制就是“家”所构筑的“闺房”，所以第一个被批判和反对的对象就是传统的“家”。曾经给予女性安全和稳定的“家”以及在其中形成的伦理秩序，最终因其封闭性而成为“解放”新概念的对立面，于是离开闺阁和家庭成为现代女性走向独立自主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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