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民族的中医

时间：2022-06-14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我感谢中医，是他们拯救了我弱小无助的生命。我和家人都不知道医生的名字，但“双手回春”的牌匾这辈子都挂在心里。

父母相爱自由，我爱女儿幸福。但是，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宝宝突发急症，民间称之为“惊厥”。小个子痛苦地抽搐着，口吐白沫，生命垂危。我的父母是“新派”人物，他们立即带我去了法国人在昆明开的甘梅医院。在死亡的边缘，我被甘梅医院宣布“无药可救”,放弃了治疗。

父亲让工匠回家为我量身定做了一个小棺材，为这个小生命做最后的爱。

家里响起木匠写作业的声音，我躺在里屋奄奄一息。突然，门外响起一阵铃声：“我有一个祖传的小儿惊风秘方……”这一刻就像《红楼梦》里的场景一样。奶奶冲出房门，拦住了行进中的郎中。

我多少次想象过当时的情景：一个衣衫褴褛、饱经沧桑的江湖骗子，走到翠湖附近的皇宫东街富滇银行宿舍，在一栋富丽堂皇的法式建筑前，颇为自信地“喊”了一声，然后小心翼翼地走进我家，看着小床前奄奄一息的婴儿。他从包里拿出四粒大黑药丸，吩咐把每粒药丸分成四份，用温水送服。

奶奶，喂我，我爸妈放了，没希望了。我撬开我的嘴，吞下了第一部分。我停止了抽搐。母亲说，当时她以为“完了”，但仔细一看，平静了。在适当的时候，我拍了第二部分，我睁开眼睛，环顾四周。我还没吃完四粒，就已经能辨认出亲人了。父亲拎起棺材出门，送到一家医院的儿科，捐了。

在那个年代，凡是有点知识和财力的人，去西医医院看病，都是上策。而我用生命检验了中医的真伪。

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极端，尤其是在对待传统医学的态度上。胡适、鲁迅这些我们视为至高无上的先行者，都是排斥中医的。究其原因，有的人因为亲身经历而深恶痛绝，有的人过于急于改革“旧文化”。中医显然是被误伤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旅行社的老千没了，“祖传秘方”成了笑话。近代历史上，中医的身影渐行渐远。在教科书中，只有《扁鹊见蔡桓公》与中医有关，但人们关注的重点是“治”，而不是“医”。

我插队的德宏，是历史上有名的“内忧外患之地”。103010诸葛亮七擒孟获，吃了“痢疾”的大亏。直到从金鸡纳树中提取出奎宁，疟疾才得到控制。我，一个知青，曾经是寨子里的“抗疟工”。每天下班，我都把药丸送到戴家餐桌上。

在《三国演义》这首歌红遍全国之前，我加入了乡村医疗队到了云南南部的石屏县，借机学习中医：上山采药，回来晒干，烘干，管理药房。对“脉象”把握准确，得到了团队中中医的赞赏。“红脉”、“滑脉”、“弦脉”都是和文献中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学中医一定要学好汉语。“切脉”是中医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有些病人不能肯定自己的病情。我把脉的时候，还发现了两个孕妇。农村妇女羞于说实话，如果不调整药方，很容易导致流产。

在中医和道家的观念里，人从来就没有高于自然，人要配合自然，服从自然。比如四季饮食作息，春始冬收，讲的是气，这也是万物之法。这些想法正在加深，影响着我的生活。

2000年春天，我去北京采访李政道先生。我从云南带了一箱天麻和三七。有人警告我：“留学多年的学者，不会要你这种带土的未经高温消毒的东西。”沈先生

我在“金三角”的远征军家属村参观时，看到东南亚和中国人仍然崇拜中医，把来自中国的中成药视为珍宝。泰国最著名的大学都开设了中医课程。但是，在我们那里，总有一种感觉，把中医医院归为“其他本”。云南是中草药王国。我曾经在云南中医学院做过讲座。院长告诉我，他们招的大多是贫困生和农民的孩子，而且大部分是女生。

其实，无论什么社会阶层，中国人早就把中医当成了日常必需品。谁抽屉里没有几盒便宜的中成药？藿香正气丸，通宣理肺丸，还有更多速效丸，可谓功德无量。因为简单，因为可靠，所以被鄙视。

在城市里，似乎有一种势利的思维，好像只有底层的人才会去看中医吃中医，中医退到偏僻的角落里，挣扎着生存。事实上，很多患者在接受了西医无情的“判决”后，总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