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当女性成为“姐妹”时就注定成为“奉献者”

时间：2021-04-17 来源：作者：浏览次数：

《我的姐姐》：当女性成为“姐姐”，就注定成为“奉献者”

最近《我的姐姐》登陆国内影院，口碑也引起很大争议。这部电影聚焦于一对失去父母的兄弟姐妹。姐姐被要求抚养弟弟。她在努力面对追求个人独立还是抚养弟弟的问题。影片上映后，“父母去世，姐姐还要养弟弟吗？”曾经在微博上热搜。

对于中国人来说，亲属之间的称谓不仅划定了他们的血缘关系，也划定了每个人在伦理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当安龙儿在《我的姐姐》被贴上安子恒“姐姐”的标签时，一系列的义务和责任像洪水一样倾泻在她身上，对于那些义无反顾的亲人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安然不得不面对“姐姐”的身份和角色带来的问题，因此遭受双重打击、挣扎和痛苦。

在作者看来，这个故事不是“新问题”。当我们再次在电影中遇到重男轻女的态度，对女孩的忽视，对女性的隐秘歧视，似乎旧时光重现。清末民初，在“54”新文化运动中，我们对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进行了质疑和抨击，对家庭女性进行了鄙视和压制，强调了女性的独立和个体价值.这些问题在《我的姐姐》又出现了。那么我们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呢？女性面对家庭伦理冲突时，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在东亚家庭伦理中，一个姐妹牺牲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兄弟是很常见的

《我的姐姐》中，安然是典型的现代女性，对自我主体意识有着清醒的认识，反思和批判能力强。塑造这种特质的很大原因，在电影里回头看，来自于她成长和遇到的家庭。父母对儿子的渴望是“重男轻女”糟粕的延续，正是这些思想对安然造成了直接而巨大的伤害。

影片中，父亲为了获得生二胎的机会，宣称女儿瘸，让安龙儿扮演瘸的角色。父母对儿子的执念也伤害了安然的心理，尤其是对作为女生的自我价值和认知的怀疑，同时很容易形成自残和贬低。但安然并没有在后者的阴影下走向黑暗，而是成长为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孩，这与她小时候和姑姑一起长大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的姐姐》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部女性生活史。这一点阿姨和安然之间很清楚。父母为了生二胎把安然送到姨妈家，而姨妈在整部电影中被反复强调为某种“为了他”的形象，比如母亲、妻子、最重要的“姐姐”。从出身家庭到自己的家庭，前者扮演的“姐姐”角色给她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姨妈的母亲告诉她，家里的一切都要先给儿子，为了成全弟弟，她不得不放弃读书机会，放弃在俄罗斯做生意的梦想。

安龙儿和阿姨在《我的姐姐》。

“大姐”必须牺牲才能成全弟弟的叙事，在整个东亚儒家家庭伦理秩序中非常普遍。在赵楠竹《82年生的金智英》里，她也因为有个弟弟，被奶奶要求退一步，妈妈也像《我的姐姐》里的阿姨一样，一辈子都在包容牺牲自己的欲望。他们大多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就是在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下被忽视、被轻视、被歧视，却没有办法抱怨，无处奋斗，最后只能默默忍受，期待着自己走出来的那一天。

所以这个故事似乎又回到了“5*4”新文化运动时期非常普遍的家庭与女性的矛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意外地发现，当很多领域或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时，只有男权家庭伦理和对女性的攻击依然存在，并且变得更加复杂。

《82年生的金智英》电影剧照。

《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年，学者张念指出，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她们的身体行为密切相关。三寸金莲走出闺房这种看似简单的肢体动作，对于现代中国女性来说，是惊天动地的悲剧。导致传统女性被束缚的第一层空间限制是由家建造的闺房，所以第一个被批判和反对的对象是传统家。曾经给予女性安全与稳定的“家”，以及在其中形成的伦理秩序，最终因其严密性而成为“解放”新概念的对立面，从而离开闺房，离开家庭成为现代女性走向独立自主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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