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背后是你无法理解的精神障碍

时间：2021-04-17  来源：  作者：  浏览次数：

现代文明给医学带来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如何区分痛苦和残忍。如果文明意味着残酷的事情越来越少，我们是否理所当然地认为文明意味着消除痛苦？

一个家庭悲剧，一个自杀明星，一系列连环杀人案，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让我们的目光再次聚焦精神障碍。无论这些疾病是抑郁症、反社会人格缺陷还是精神分裂症。

在很多精神科医生眼里，所谓的精神障碍在概念和内涵上都是精神病的代名词。但由于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它在社会上一直遭受着广泛的污名和歧视，几乎没有人愿意将双相情感障碍、自闭症或阿尔茨海默病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所以精神障碍成为越来越多被提及的医学术语。

但是有些专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精神障碍只有在给自己或他人带来麻烦，并且这些麻烦已经达到需要治疗的程度时，才能被恰当地称为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

所以从一般特征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对精神障碍的定义是比较模糊的。他们的定义是：“异常的思维、情绪、行为和与他人的关系有一定的组合。精神或行为障碍的特征是思维、情感或行为的障碍，这与文化信仰和规范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症状与疼痛和干扰个人功能有关。”什么叫变态？估计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意见。至于紊乱和痛苦，那是见仁见智的事。

著名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在《柳叶刀》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说，结婚46年的妻子去世时，他一年多都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

“想到我的妻子，我很难过。面对空荡荡的家，我很不安。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工作让我很累，无法集中注意力。吃不下，瘦不下来。这几天持续了好几个月，一年过去了，我还是觉得痛苦，觉得自己的一部分已经和老婆走了。我相信大多数人不会对我的心理状况感到惊讶。”

但这种情况在《精神疾病统计诊断手册》第五版(DSM-5，有“精神病学圣经”之誉)中被列为抑郁症。凯博温嘲讽说，这不是诊断，简直是“造病人”。

但是，我们绝不能被凯伯恩的讥讽带回到福柯的老路上去。很多时候，社会建构论或制度排斥论都在玩弄项庄之剑。现在应该考虑的是现代文明给医学带来的一个现实问题：如何区分痛苦和残忍。如果文明意味着残忍的事情越来越少，我们是否理所当然地认为文明意味着消除痛苦？

最近看了一本叫《崩溃边缘》的小书，对以上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首先，作者丹尼尔内特尔提醒我，健康人和精神病人的区别是模糊的，精神障碍的分类也是模糊的。这种模糊的区分往往具有可操作性，以便于识别、诊断和治疗。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大脑的理解还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找到头部撞击或脑部炎症与器质性精神障碍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尽管有许多脑部扫描的手段和技术，我们对功能性精神病人与大脑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解仍然是间接的。

我们可以通过仪器看到大脑的结构和活动，但几乎看不到神经元之间的电化学交流，比如突触中受体的数量，神经递质的活动水平等等。这些看不见的事实，大概就是精神障碍的生理机制。

勒托关于精神疾病的观点和凯鲍文的讽刺之间有一种有趣的张力。在他看来，精神疾病并不被视为一种真正的疾病，而是一种偏离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及信仰的生活状态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知识阶层中以解构主义的激情流行开来。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至少那些严重的精神障碍，无论是精神分裂症还是情感性精神障碍，在生物学上都是真实的。它们不是霍乱或鼠疫，更像是高血压或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全身性疾病。正常功能和失效之间有连续性和明显的断裂。

在这本书里，德国作曲家罗伯特舒曼的故事无疑有多重启示。舒曼致力于音乐，20岁开始学钢琴。因为起步晚，所以没日没夜的努力。结果，他的右手残疾了，他不得不转向作曲。在钢琴学习期间，他爱上了钢琴教授的女儿克拉拉，但被父母阻拦了很久，甚至为此打官司。

很长一段时间，舒曼在莱比锡教书，克拉拉被父亲困在柏林，两人只能书信往来。当时深受打击的舒曼，创作状态非常差。有时他患有严重的失眠，有时他睡着了，这一切都是由期待克拉拉在莱比锡见面的想法支撑的。然而，1840年1月，在柏林和克拉拉一起过完圣诞节后，他发现他们的婚姻已经成为了现实的可能，他的创作状态突然进入了井喷期。

从一月份开始，舒曼开始连续工作，先是钢琴奏鸣曲，然后是歌曲创作。全年创作歌曲138首，平均每两天半创作一首。那年4月，他去柏林和克拉拉两个星期准备9月的婚礼，舒曼的创作激情更上一层楼。其中《海涅组歌》一周完成20首，平均每天两首半，写作速度比熟练的音乐转录还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