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纪事

时间：2020-07-11 来源：作者：浏览次数：

“你去供销社，跟我来，我会在供销社工作。你要去哪个公司的供销合作社？”

20世纪90年代初，当人们喊“主人”的时候，我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出现在省政府大院的林荫大道上。道路两旁的樟树覆盖着天空，凉爽宜人。省政府大院的道路是水平的、平坦的和垂直的，它把一个大大院分成几块，每一块都是一个部门单位。在前面拐个弯，然后走一百米，你就会到我工作的地方。省政府大院里的车不多，那时候车也很少，更别说私家车了。只有省政府大楼里的厅级干部和省级领导才有专车上下班，部门单位里的厅级干部骑自行车上下班。因此，自行车可以骑得很快。当我转过拐角时，我稍微放慢了速度，被一个来做生意的人拦住了，他喊着“主人”。我推着自行车，领着问路的人往前走。不久，一座独特的古朴的四层建筑出现在我面前。

“到了，省厅在二楼。”

“谢谢你，主人！”

这个人大概是哪个县供销社的，而且他是出差到省供销社的。他直接走到二楼，把公文包放在口袋里。我锁好自行车，去了四楼供销社下属企业上班。

供销合作社，简称供销合作社，绝对是中国计划经济的产物。20世纪六、八十年代，供销合作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每个省、县和公社都有一个供销合作社，它是一个行政单位，它的下属企业是大型集体单位。在供销合作社工作是铁饭碗。在时尚时代，孩子们继承父亲的事业。如果在供销社工作的父亲退休了，他的儿子可以代替他进入供销社，这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

供销合作社在公社里有商店，每个大队也有商店，从狭义上说，每个大队是一个合作社(门市部)。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合作社出售一切，包括杀虫剂和化肥、生产材料、锅碗瓢盆、油和盐酱醋、衣服、鞋帽、针、纸和墨水文具、副食品饮料等等，这些都比现在的百货商店更富有。我们年轻的时候，大队所在的地方有一个合作社，就在村子的中间。这是村里最好的房子，有平房、水泥台阶和美丽的屋檐。合作社的推销员都是干部的子女，或者是县城派来吃商品粮的人。他们夏天穿凉鞋，穿袜子。他们坐在一个高高的木制柜台上，吹电风扇。他们真的很钦佩我们。当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必须通过合作社。有时我们不得不去——合作社买一些学校用品或父母委托的日用品。这是我们的快乐时光。

我用散文《一分钱掰做两半花》讲述了一个关于合作社的有趣故事。我上小学的时候，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合作商店的高柜台后面坐着一位戴眼镜的慈祥老人。我们有时去商店买一些学校设备。他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称我们为“老朋友”，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称呼。

老朋友的合作社有一种糖。价格是3美分2件，平均每件1.5美分。当然，买一个要两美分。这种糖是当时每个人最喜欢的零食。但是没有人可以一次买很多，只有一两个。当然，我也很喜欢这种糖，但我的口袋经常是空的，偶尔我有一便士，但我买不到一颗糖，所以我只能“看着糖叹口气”。我班上有一个女孩。她父亲是工薪阶层，所以她口袋里经常有零花钱。她经常拜访“老朋友”，有时花两分钱买一颗糖。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奢侈和浪费。我为那半便士感到难过。有一次，小女孩又掏出两分钱，从“老朋友”那里买了一块糖。她只是拿了糖果转身离开。我迅速搜查了我的口袋，发现了一便士。我动用了我的机智

“我也要买一个。”“老伙计，买一个要两分钱。”“她只给了两分，加上我的一分是三分，你可以买两个，一个给她，一个给我。”“老伙计，真见鬼。”

虽然老伙计这么说，但他没有恶意，卖给我一块糖。那个女同学一点也不想嘲笑我，和我一起去了学校。

初中毕业后，你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供销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的合作商店也是最好的房子。这是一栋长长的钢筋混凝土房子。墙壁用白色和细石混合水泥粉刷，然后弄平。那是当时的豪华装修，比公社初中和公社办公楼还要漂亮。公社供销合作社的产品比大队合作社的多，几乎没有买不到的。然而，也有短缺的时候。销售人员有一本专门的书来记录短缺情况，并写下人们需要的商品，下次他们在县城购买商品时会带上这些商品。

余天宝的小说《细毛在一九七四》讲述了一个关于供销合作社的故事。小猫的妹妹想在农历十二月结婚。小猫不喜欢邻村裁缝做的棉袄。他看中了挂在公社供销社的那件缎红色棉袄。他想把它买下来，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他妹妹。但是红色的棉袄花了15元，他没有钱，所以他砍柴卖给了村里的土窑。我还多次去公社供销社看红色棉袄在不在，怕被别人买走。幸运的是，红色的棉袄一直高高地挂在那里，好像在等着他去买。供销合作总社的业务员已经多次看到长毛来看红色棉袄，而且似乎看中了他的心思，鼓励他说，长毛，如果你想买，我们就留着给你。这给了长毛很大的鼓励，他更渴望砍柴，终于在腊月攒了十五块钱，如愿以偿，买了一件缎红色棉袄。但故事的结局是，他未婚的姐夫(他是一名士兵)爱上了别人，却没有娶他的妹妹。他的细毛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想哭。

当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材料仍然短缺，我们带到学校的口粮都是定量供应的，每周6公斤大米。平均每天一公斤，早上两两米粥，中午和晚上四两米米饭。如果你中午吃半公斤，晚上只能吃三两公斤。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13岁少年，他根本吃不饱。那时，公社供销社的主任是我的大哥。供销社有一个食堂，食堂里的厨师是我大叔叔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我大约有一个学期或一年的时间去供销合作社食堂。下课后，我拿了一个搪瓷碗，跑到供销社的食堂做饭。这里的饭菜肯定比学校食堂多。学校食堂的厨师总是在水桶装满米饭后用勺子擦拭。水桶是平的，然后倒进你的碗里。SMC的大表亲是不同的。做饭时，他总是把饭桶堆成一个尖角。他害怕米饭会掉下来，所以他总是用勺子把它盖住，然后和饭桶一起倒进我的碗里。当你把泡菜带回学校宿舍时，把它们带回家，它们很香。

在那些日子里，供销社里有亲戚或熟人，这远不止是他们吃饭时堆米斗那么简单。化肥是一种稀缺材料，普通人很难买到。然而，我家几乎每年都不缺化肥，这在关键时刻是可以归功的，这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初中的时候，我经常被爸爸带到供销社的仓库去拿化肥。成堆的尿素堆得很高，一股刺鼻的甲酰胺气味让我跑出仓库去呼吸。但是我父亲似乎一点也不害怕这种味道。他交了票，拿起货物，把几袋尿素放在车上，然后把它们捆起来。我父亲在前面拉，而我在后面推。10号的肥料

当我1992年毕业时，国家分配我去鄱阳湖工作。当时，该单位位于鄱阳湖边的一个半岛上，属于永修县吴城镇。这个地方是旱季的一个半岛，有一条土路连接着县城。雨季，鄱阳湖水位上升，淹没了土路，成为一个孤岛。进进出出，你必须乘船。从南昌到鄱阳湖有一条船，可以到达都昌县和鄱阳湖县。我充满了为国家服务的雄心，所以我愿意被困在一个孤岛上。在这里呆了一年后，我逃离了鄱阳湖，去了南昌，在那里我被调到了省供销合作社。

当时省级供销合作社是繁荣的单位。虽然我没有进入供销社，但下属公司也很受欢迎。供销合作社有六个老式的下属国有企业，即农业材料公司、棉麻公司、土特产公司、日用品公司、再生资源公司和茶叶公司。这些公司分工明确，基本控制着全省生产生活资料的配置、供应和销售。农业材料公司控制农业生产材料，包括化肥和农药、农业机械和工具；棉麻公司控制棉布的生产和分配；本地产品公司负责本地产品和蜂蜜；日用品公司经营锅碗瓢盆、烟花爆竹、小家电等生活用品；可再生资源公司收集破布，并在各地设有采购站；茶叶公司经营茶叶，并有下属茶叶工厂。省供销合作社是一座四层的苏联式砖房，前面是省农业厅，后面是省商务厅，都位于省政府大院里，用铁栏杆与省政府大楼隔开。

即使我在供销社的下属企业工作，我也没有被分配到门市部去做生意，而且我还在企业的管理层，我还有一些机关的作风。我直接在人事秘书科，我的职位相当于办公室秘书。我只是做一些抄写和写作的工作，写材料，从事宣传，这是一个专业对口我谁毕业于中文系。在那个时代，计算机并不流行，更不用说互联网了。整个公司只有一台电脑和一名打字员。电脑仍然是厚屁股的联想286。因为电脑对环境温度有要求，所以公司有一个特殊的印刷室，里面配有空调、地毯和拖鞋，进去时可以换。这是全公司最好的办公室，比总经理的办公条件要好。门上标有“机房内重要位置，闲人禁止入内”的标志。因为我是机要秘书，又有工作关系，所以我在电脑房多和打字员打交道，所以大热天我可以找机会进入电脑房享受空调。

没有打卡制度，所以你上下班时必须自觉遵守劳动纪律，迟到早退不会被扣工资。如果你还没有到工作时间，这时会有人请你工作，同一办公室的人会说，请坐，他很快就会到。这是一种习惯。没有人有手机。很难说他们什么时候到达。BB机和数字机刚刚开始在市场上出现，中文和中文的重要性甚至更晚。这些只有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才能买到，而我们刚毕业的小男孩没有条件配置它们。“老大哥”刚刚流行起来，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代手机。它又厚又方，就像一块板砖，有一个天线，拿在手里很时尚。当时，我们公司以22000多元的价格为总经理买了一个，相当于我当时120个月的工资。我花了十年时间不吃不喝地存钱。

供销合作社没有食堂，上班族下班回家吃饭，所以我们单身汉找个地方吃饭。省政府办公厅后勤处有一个食堂，也是对学生开放的

没有地方住，所以你必须自己解决。虽然我赶上了住房分配的机会，但我不得不排队等候。据说在我们面前有几十个人，包括公司领导、各部门的科长、老人们和年轻人等着结婚。让我们谈谈资历。像我们这样刚毕业的人估计要等半个世纪。房地产行业刚刚起步，商品房也逐渐被引入市场。有一次，我看到南昌谢佳村的一个房地产商在人民广场做促销活动。最贵的底价是每平方米600元。如果我想买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以现在的工资，大约需要330个月不吃不喝。但你必须活下去，你必须找到一个住的地方。这并不太难。南昌有很多学生，但他们不是同学或校友。在国外学习的是老乡，来自同一个地方甚至同一个省的人都很喜欢认识老乡。乡亲们和乡亲们相互了解，成为朋友。许多老乡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昌，所以我去找他们。他们的单位都有集体宿舍，所以他们混在一起占据一张空床，当他们在被子里移动时，他们可以留下来。我开始住在江陵，但还是太远了。从省政府大院骑自行车到江陵花了一个小时。当时，立交桥建在南昌老浮山，道路四周都是水泥桩。地面又脏又难走。后来，我搬到了南蔡宿舍，这是近很多，只是在丁高速公路，只有十分钟的步行。

幸运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有了这样的一天，可能超过一年，这在我这一代人的艰辛中算不了什么。1994年秋天，我被派往海外公司工作。这在我的长篇纪录片《解密马扎尔》中有详细描述。1996年回到中国后，我回到了我的单位工作，我的日子似乎回到了原点。回来后，南蔡宿舍没有地方住了。在供销合作社招待所住了几天后，领导给了我一间宿舍。该单位在昌北有一个物资仓库，为两层砖混结构，一层为管理办公室，二层为管理宿舍。住在这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窝。我买了一些桌子、椅子和长凳，还买了一些烹饪用的家庭用品。这些杂物搬走后就不需要了。许多年后，我去南昌做生意，并多次开车绕昌北寻找昌北宿舍。然而，红谷滩和长北大学的发展已经成为南昌市发展的新热点，社区遍地开花，高楼拔地而起，一派繁华景象。在那些日子里，储备仓库和宿舍已经消失了，甚至位置似乎也不见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与市场经济转型的种种不适应，省级供销社的经营一度陷入困境，导致大规模亏损和资不抵债。供销合作社系统背负着沉重的人员和债务负担，如果不消除损失，甚至供销合作社的绝望处境也会消失。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计划经济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市场经济走上了历史舞台，供销合作社的企业就像落日一样只有余辉。我的部队已经从历史的光环中消失，并逐渐衰落。到2003年前后，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开始了大规模的转型重组工作，自筹资金，大量人员被替换。国有企业的大量员工被推向社会寻找自己的工作，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省政府大院的林荫大道上，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穿过树荫。今后，离出国只有一年，离回国只有三年，离自谋职业只有四年，离改制后真正离开供销合作社只有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公社供销社的食堂里做饭已经有十年了，在大队合作社里花三毛钱买两块糖也有十二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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