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不相逢

时间：2022-07-08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那是1981年，我要去长春学日语。

在去长春之前，我有时去北京找外国语学院的林老师帮我学英语。我的英语不怎么样，但是林老师好像对我看过的很多翻译的文学作品印象很深。不知道多大了，能背出一串标题和剧情总结，于是辅导变成了聊天。最后，在过去的一年里，林老师和我成了朋友。当时他四十多岁。虽然是福建人，但他是南方人，北方人，又高又瘦，眼睛很深，鼻子很高。徐是多年教外语的原因。他说话清晰柔和，讲究用词，颇有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书卷气。

得知我要去长春，林老师说：“我有个大学同学在那里。我会写一封信。请在你离开之前来一趟，带着我的信去看她。有什么事都可以找她帮忙。”临行前，林先生递给我一封至少有四五张纸的信，停了一会儿，说：“陈老师是我们同学中最好的。”

这句话多少引起了我的好奇。在长春安顿下来后，我去见了陈先生。她住在一栋筒状建筑最里面的北屋。光线很暗，但房间很整洁。回头对着灯光，只见陈先生脸色苍白，瘦瘦的，一看就知道是南方人。她穿着一件80年代初常见的褪色蓝外套和袖子，看上去比林小姐老得多。然而她声音稚嫩，语速缓慢，眼里带着笑意，眼神平静。和我聊了一会儿，陈先生开始看信，看了很久。他抬起眼睛看着我说，“陈科非常欣赏你。欢迎你常来。”事实上，我不知道林小姐的名字。我注意到当陈先生提到他的名字时，他的眼睛闪着亮光。

接下来的几个月，刚开始学习比较忙，即使饿了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去找陈老师。毕竟作为老战友的孩子，或者老领导的孩子，我感觉还是比较踏实的。大学放暑假了，还在流汗背单词。有一天，陈老师突然来找我，约我周日去她家吃午饭。自然，我愉快地同意了。

当我再次去陈小姐家时，她正在走廊的壁炉前忙碌。我问她需要什么帮助。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会做饭吗？”我跟陈老师说，我10岁就自己做饭了。她笑着说：“原来你从小没被惯坏。”然后她问我：“你喝酒吗？”说实话，我喜欢喝酒。她说：“好吧，喝点酒。”

过了一会儿，陈先生翻出了四种上海炒菜，新鲜精致。1981年的长春，这些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她打开了一瓶通化葡萄酒。从倒酒的熟练程度，可以看出她能装下不错的酒量。两杯下肚，陈先生苍白的脸变得微红，整个人开始容光焕发。

她先问了我家里的情况，然后很仔细的问了我和林老师的关系。我做了详细的回答，也说了林老师对她的评价。陈老师笑着说：“不像他说的那样！但是，我是我们年级的‘大右派’。”我不知道陈先生被打成了“右派”，我大吃一惊，问：“你去过劳改农场吗？”陈老师又笑了，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在那住过。”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也不敢再多问了。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看过很多“有钱人对坏人”，我知道他们大多数都有不堪回首的悲惨经历。

陈老师对我这个临时私塾弟子很上心。她家不到20平米，一张书桌，几张书桌，一个柜子，一个书架，一张床。这里干净、整洁、舒适，不像林老师的房间乱七八糟，一摞摞的书堆在地上。林老师有光明的一面，一涨就滔滔不绝；但陈老师话不多，慢条斯理，仔细思考，侃侃而谈。

有一次，我谈到文革中同事、老师、学生、朋友甚至亲戚互相揭发的现象，言下之意颇为轻蔑。陈老师淡定地说：“你还年轻，想法太偏激。很多时候，人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这么做，这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我被打成‘右派’后，我私下找了几个关系很好的同学积极揭发批判我。幸好他们这样做了，所以没有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我脱口而出：“林老师是不是也揭发批判你了？”陈老师说：“当然，那时我和是最好的朋友。如果不严厉批评我，深刻检讨，我们根本过不了关。”

毕业考试前的那个星期天，在零下10摄氏度的天气里，舍友煮了滚烫的酸菜和白肉，我们喝了65度的高粱酒。突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看到是陈先生。她说，“你要走了。我跟你告别，请你带点东西。”我见她脸冻得通红，便问：“陈小姐，你也要喝一杯吗？”陈老师点点头，接过酒一饮而尽，然后说：“这酒不错。真的很温暖。再来一杯。”喝完后，她拿出一个小包裹，外面有一封信。陈老师对我说：“请你亲自把这个交给陈科。”

已经是黄昏了，陈小姐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带她到学校门口。她在和我道别的时候，先用很低的声音说：“请代我向他问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