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智慧星妈妈
时间:2022-07-05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没有什么比写你妈更麻烦,更丢人,更愚蠢,更无聊的了。给自己家脸上贴金很俗气。写得不好,难免会被怀疑是害群之马,还会被别人嘲笑。
那些憎恨希望被杀死的老女人的人一定是一个家庭的高贵的母亲。对我自己来说,这个世界上唯一神圣的存在,只是别人眼中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不能夸,又不能藏,真的很难,连文笔本身都变得有些古怪了。
说我妈不一样,当然不是说她吃生蛇,或者脖子一伸,半夜舔油。只是比别人多了一点点,或者固执,或者可怜!
几年前,她给我在西班牙工作的弟弟寄了满满一包海苔、梅子茶、饼干等日本风味食品,但不知何故,这包东西最后还是没到我弟弟手里。因此,她对整个邮政行业产生了怀疑,产生了敌意。从那以后,她每次去邮局,都要把邮局配备的圆珠笔据为己有,然后抓起一叠填表格——。这些“战利品”成了她开的小酒吧里的常备物品。
如果我们就此打住,就不足为奇了。她对邮政部门的报复愈演愈烈。有一天,这个“复仇鬼”打电话给我:“后天你会收到一张明信片。还一个。”
“我明白了。就这样?”
“拿着原来的明信片回去就行了!”
一瞬间,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我想,这不是棒球。一张普通的明信片可以这样传吗?
“没问题,”她降低了声音,因为害怕被窃听。“我把该死的邮局可能盖章的地方都打蜡了。只要把蜡仔细刮掉,邮票就没了。而且地址是用铅笔写的,用橡皮擦擦掉就行了。经过这样的处理,明信片有了新的面貌,可以再次使用了!”说到这里,她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仔细观察妈妈寄来的明信片。果然发现正面左上角有一层薄薄的蜡。用小刀刮去,邮戳和蜡一起脱落了。根据“复仇鬼”的说明,符合《邮政法》第八十四条“伪造与邮费相关的代用票,涂改、消除使用痕迹的”。如被发现,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虽然是父母的命,但是很恶心!她不知道。我又写了一张新明信片寄出去。那段时间,她一直以为自己复仇成功了,邮局赔了七天的明信片费,所以洋洋自得,快乐无比。
上面提到的这种有些古怪的原生功夫,其实来自于我母亲的天性,我从小就为此头疼。
至于她的出生日期,她也说是明治末期,然后是大正初期,随当时的心情而变。如果要强调自己年龄大,就说自己出生在明治末期。在努力显得年轻的时候,他坚称自己出生在大正初年。出生地是一样的。谈到小田原,她说:“哦,那是我的出生地!”一提到横滨就吓一跳:“我是土生土长的横滨宝宝,所以我得在这里说点什么。”说到新宿,他一本正经的开口:“连我这个新宿的学生,都不知道新宿到底怎么了……”。我们就这样理解吧,我们的儿子出生在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的关东南部地区。
她确实是新宿白木一家医院的女儿。她爱上了从东京药科大学毕业,在这家医院做药剂师的父亲,然后嫁到了父亲的家乡山形县。我父亲开了一家杂货店,经营从文具到鸡饲料、中小学课本到普通书籍的各种商品。很快,婆媳之间就出现了千篇一律的不和,媳妇说话尖酸霸道,不但不肯逆来顺受,还对婆婆颐指气使。心软的父亲夹在中间,哄这个,骗那个。最终在昭和十四年(1939年)因劳累过度或天生体弱而猝死。妈妈冲出婆家,苦学三个月,拿到了药商执照,在原镇开了一家药店。她债台高筑,还要抚养三个正在发育的男孩,所以我妈想尽一切办法赚钱。想着,大自然中一些奇怪的独创性抬起了头。
夏天,农村药店卖得最好的是蚊香。妈妈注意到点蚊香是个大工程。即使是现在,这种线圈香依然不好。用火柴就很难拿到,当时更是难上加难。他们都是用木头顶端涂有硫磺的点火棒点燃的。妈妈,考虑到这个不方便,我真希望能把蚊香的点火部分做成火柴头。只要我在某个地方擦一下,就会“轰”的一声,蚊香的主体部分就会点燃——。如果这种方法成功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蚊香也会卖得很好,势必会赚很多钱。
更要命的是,我妈当时最喜欢的书是《居里夫人传》。虽然她没打算靠改进蚊香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她认为居里夫人是人,她也是人。没有理由别人能做自己却不能。于是我妈在药房废寝忘食,在考药商资格证的时候鼓捣自己可怜的药品知识,终于成功地在蚊香的主要部分加入了一些火药。没想到她只是试着在火柴盒橡皮擦上擦了一下,火力太猛了。——蚊香在哪里?这分明是香火烟火嘛!一眨眼,火星溅到了废纸篓上,小火爆发,导致大火。
分队队长把我们家臭骂了一顿。可是药量减少的话,又不容易点燃,就是没法把握适中的量。
随着夏日暑热渐渐消退,老妈的研究热情日益枯竭了,她最爱看的书《居里夫人传》,不知何时也给塞进了书架最里头。老妈的“化学家时代”就这么无所建树地结束了。
不过在那种时候,就算顺顺当当造出一种十分方便、一擦即燃的盘香,也不知能否卖得出去。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前夕,想来也没什么客人会为图那点方便特意赶过来。那时候“方便”可是“奢侈”的近亲,而奢侈则被视为大敌。
一开战,物资渐渐匮乏,老妈的独创功夫甚至波及我们穿的衣服。在风雪交加、咫尺难辨的山形县,冬天得裹上罗纱斗篷。有一年初冬,老妈把我塞着卫生球的斗篷拿出来一看,原本长遮膝盖的斗篷这会儿还不及腰——大概是我这一年长得太快了。上学前,老妈见我把短小的斗篷拉来扯去想拽长点,便说:“把这件给弟弟穿吧,我给你做件新的。”虽说我也从“给你做”这句话里觉察到一丝不祥,那时却还无心怀疑她,于是欢呼雀跃地去上学了。上课时我眼前飄动的尽是新斗篷。放学时大雪霏霏,披上斗篷的同学问:“哎,井上,你怎么回事?没有斗篷吗?”我回答:“是的,不过我今天会有一件新斗篷!”我兴冲冲地踏着积雪回到家一看,斗篷确确实实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