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诗歌

    少年时 不懂爱情


    时间:2022-06-24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真的像做梦一样。确切地说,那是我童年的一个“迷茫的梦”。1946年,我从农村到北平读书,转学到西四北小学六年级。有一天,我们在排队上课的时候,站在我后排的同学突然哄堂大笑。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好奇地回去寻找笑声的来源。就在这时,一个叫费雯丽的女同学对同学们喊道:“笑!有什么好笑的?人家是农村来北平读书的,你可以……”我立刻紧张起来,因为班里只有我一个农村人。我的同学在嘲笑我吗?果然,我看着同学的时候,后排的男生正咧着嘴对我笑。虽然大部分女同学都把目光投向了其他地方,但也有一些人忍不住掩面而笑。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女同学薇薇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聪未夕,他们嘲笑你裤子后面有个小洞。放学回家缝就行了……”我脸红了,顺手摸了一下,马上抬头。3354因为我们在农村习惯不穿内衣,所以很明显的露出臀部,引起同学们的笑声。我从小自尊心很强,所以很晕,不知道怎么摆脱困境。最后,教我们语文课的关老师把我叫进了办公室。我说我要请假回外婆家,让她给我补裤子。老师剪了一块胶带,贴在我裤子的破洞上,然后拉着我的手一起走进教室,让我和她一起去上语文课。在演讲之前,她批评了嘲笑我的同学,并赞扬了费雯丽的勇气。大概是为了树立我的自尊心,关老师说我虽然是农村的,但是作文是班里的标杆。从这一天开始,我知道了穿内衣的必要性;从这一天开始,我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 Vivien。男同学私下窃窃私语时,不叫她的名字,而叫她的外号“刘白眉”。

    小学毕业后,我去东城内务府街二中读初中。我遇到了同班同学中的同窗谭培生,我曾经跟他讲过这段尴尬的少年经历,以平复内心的痛苦。那时候我并没有觉得男女之间有什么问题,只是当做我的一种耻辱。直到再次遇见她,我才感受到她对我的真情。有一次,学校去颐和园春游,一群戴着三中校徽的女生从我们身边经过。一过颐和园大门的高门槛,就听到一声:“喂!丛未夕在你面前吗?”我听到了一些熟悉的声音,但一回头,我的脸立刻就红了,原来是曾经为我奋斗过的薇薇安,在——为我呐喊。

    当我走出队列的时候,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说:“是你。考上三中了吗?”

    她两步追上去:“你上二中了吗?”

    两个学校同学侧身对我们笑了笑,我和她落在人群后面。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直视她,因为那一天,她的脸颊又嫩又白,脖子上围着一条玫瑰围巾,我穿着一身黑色的学生装,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我对她表达了迟到的感激:“小学的时候,谢谢你为我这个‘小土包子’说话!”

    她说:“那年我替你诉苦,是因为我觉得你比城里的学生还真诚。”

    虽然这个时候还是很冷,但是汗水从我的额头上滴下来。就在我用袖口擦汗的时候,她伸出手来,低声说:“我们握手吧。我们还没握手呢!”

    和她握手的时候,我看了看队伍,看到同学回头看我们俩。我不知所措。无奈之下,我毫不客气地说:“同学们在等我。我得赶上队伍。再见……”说完,我转身就跑。她在我身后说:“我知道你在二中上学。我会给你写信的。你要注意查收信件……”虽然颐和园一场偶遇的戏码草草收场,但随之而来的“迷梦”却让我愧疚至今。

    春游回来不久,我真的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信封上标明的地址是她在罗红工厂、西四大学和北方大学的家庭住址。信中除了回忆同学情谊,还约我有空和她去看电影。她说她不需要我给她回信。请用电话回复她的邀请。她在信的末尾留下了她家的电话号码。虽然我是个懵懂少年,但毕竟在北平待了几年。仅仅是在她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话,就可以断定她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妩媚少女。因为在1947年,电话还是个稀罕物,学生家里几乎没有安装电话。当时我就读的二中,只在接待室给学生安装了一部电话。

    我记得我给她回电话的时候,我拨号的手在发抖。她在电话里很兴奋,约我周日在西单商场旁边的themoon电影院见面,那里正在上映美国电影《出水芙蓉》。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因为我来北平后就没去过电影院。我该怎么办?不,我对不起她的真情流露;答应了,又觉得窝囊。因为在纯真年代,异性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神秘的未知事物。最后,我鼓起勇气说“是”。但是约好之后,我就后悔了。虽然我在一所很有名气的二中,但是除了作文,我的代数都是零分。我是班里理工科的低能儿。这“黄土”不是掺了“朱砂”吗?

    无奈之下,只好向老乡求助。

    友谭霈生。他说他在颐和园看见过她的身影,人长得漂亮不说,还曾对我有过恩惠,我没有理由逃避。我请求他陪我一起前往蟾宫电影院,我再给他买一张电影票,为我壮胆。霈生说:“这不是给人家下不来台吗?人家看中的是你,我去只会扫人家的兴,而成为你们俩中间的‘绝缘体’。我不能去!”我缠着他死活不放,最后,他出于乡友之情和少年时代的好奇,极为被动地答应在星期天与我一起奔往蟾宫电影院。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俩出现在她面前的情景。她蛾眉高挑,生气地说:“票是事先买好的,现在没有票了,你们俩进去看电影吧,我家里还有事!”说罢,她便转身走了。我的一场“糊涂梦”到此收场。     后来听说在北平解放前夕,她随父母去了台湾。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和谭霈生今天都已浪里白头(他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已退休)。当我们俩通电话时,我还不忘提及此事。我说:“你没忘记我的那场‘糊涂梦’吧?”他答:“怎么能忘记呢,不怨天,也不怨地,怨我们在童真年代不懂爱情,我去了,真的充当了‘绝缘体’,欠下了人家的一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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