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酒杯
时间:2022-06-18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我父亲不喝酒,他喜欢抽烟。家里除了黄色的酒瓶,几乎没见过其他的酒瓶。
但是我的两个叔叔爱喝酒,他们不抽烟。我们三家住在相邻的房子里,各家的空气似乎总是在忙着竞争。我们家有烟味,但我二叔家经常有酒味,自然胜券在握。这是我小时候学到的常识。
我大舅家很有钱,对食物很讲究。我姑姑擅长做红烧肉,所以我的大叔叔必须喝一杯。他们的餐桌上摆满了酒和肉,齐飞吵吵闹闹地飞到我们家。我总是被肉的香味吸引,控制不住自己,就穿过天井,到了舅舅家,打开门,在街上看了一眼,然后匆匆往回走,这是一种问路的方式。小时候我羞于开口要,但眼神无法掩饰,总是把目光投向那碗红烧肉。这时,我的大叔叔尴尬地笑了。他的眼睛看着我大姨妈,似乎在征求她的意见。但不管她表情主动不主动,舅舅就是舅舅。一块红烧肉会被大爷夹在筷子上,然后就听到一个天籁般的声音:“来,来一块。”
现在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大伯喝的是什么酒?但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能确定这是白葡萄酒。想到这个遗憾,我真的回答了“酒不是你想要的”这句话。脑子里只想着红烧肉,当然想不起来他喝的是什么酒。
我三叔家住在隔壁。他家也穷,桌上的东西和我家差不多,白菜,青菜,咸菜之类的。没什么风景,但别人也不短心,喜欢喝几口酒,喝的是五加皮酒。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原因很简单。我对他的餐桌不感兴趣。我轻蔑地看着它,什么都不理会,于是我想起了桌上的酒瓶。
我第一次喝酒是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一个黑龙江的同学是运动队的,喜欢吃韩国冷面喝啤酒,冷的碰冷的。他带我们去富友街附近的延吉冷面店吃冷面。餐厅当时就在首都图书馆斜对面。一群大学生不进图书馆,不要脸一头扎进冷面店。我们跟你点,每次都要一碗冷面,配一捆散装啤酒。那时候我习惯说一升。一升20世纪80年代的啤酒被放在一个有白色泡沫的大塑料杯里。白啤酒泡沫就像虚荣泡沫。喝了很安全,但是没意义,很臃肿。回学校的公交车上一直在想教二楼的厕所。为什么?因为那是离北师大门口最近的厕所。
高三第一次喝醉。春天,所有的学生都去河北的山区植树。每个人每天都觉得饿,吃完饭就想着下一顿饭。忘了是哪个同学饿得“起来”了,建议大家抛弃组织纪律,去县城里的餐厅吃牙疼。我积极回应。现在我已经忘了在燕山山区县城的小饭馆里吃了什么,但我记得桌子上的那瓶酒。
这是当地一家小酒厂生产的谷物烧酒。它的名字叫白兰地,极其洋气。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白兰地,但烧酒给人一种很好的感觉,醇香浓郁。正好我们的杨敏如老师刚刚在古典文学课上给我们讲了李清照。她太爱李清照了,也许她也是个酒徒。她讲“薄醉”的时候,怕学生不明白它的意思,就在讲台上摇摇摆摆地走了几步,强调薄醉是舒服的醉,走路像踩棉花!我们在酒馆里聊到杨敏如先生和博醉,大家都有点馋,想找博醉的味道。开心的是,走出小饭馆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头脑兴奋却又清醒。我听见我所有的同学都在喊:“瘦醉了,瘦醉了!”
学生时代结束了,喝酒也就理所应当了。毕业后,一场盛大的社交宴会向你招手。一般来说很难绕过,也不一定想绕过。“喝喝喝!干吧,干吧!”无论你去哪里参加聚会或做客,那个声音都会像空气一样跟着你。不同的人对那个声音有不同的好恶,要么觉得像苍蝇,要么觉得像福音。
但我年轻的时候其实很怕酒精。在我看来,喝酒更像是一种惩罚,所谓薄醉的味道,再也遇不到了。如果一个人想到酒,想到酒的气味和呕吐,就会沮丧,这是酒的遗憾,也是人的过错。我不怪自己酒量,但下意识地怪酒桌上的“恐怖主义”。具体来说,我觉得很多地方酒桌上只有“恐怖分子”而没有李清照。酒桌上的“恐怖分子”信奉酒文化。酒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说服。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劝酒方法,各有各的规矩,方圆,但基本目标都是一样的:把客人劝得烂醉如泥,劝得烂醉如泥,只要不把自己累死,都称之为饮酒作乐。
我在杂志社做编辑的时候,经常跟团去苏北观光。有一次我们在六个县巡回演出,六个接待员都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每个地方呆了两天,每天要喝两次酒。这里的劝酒文化极其高明,太高明了。每餐至少举杯三次,不算多,但一定要一次喝三杯。尊重楼主,讲究礼仪的话,一顿饭至少要喝九杯。九个杯子属于“多少?“不算太多”的范畴,但这只是一个基础。当地的劝导技术不会让一个小伙子只喝九杯。所以老乡三杯,同龄三杯,同属三杯,同姓三杯,最后同性三杯。我记得当年我是多么的友好,多么的爱面子。显然,我很害怕,但我试图成为一个英雄,但我的酒量有限。喝了十几两杯酒,我只好摸着肚子冲厕所。我没有喝醉的快乐,只有呕吐的痛苦。我仍然记得
那时候下苏北,总是这样一去一回,去的时候朝气蓬勃像张飞,回来的时候病歪歪的满腹怨言,真像李清照了。有一次,我坐汽车回南京,身边的朋友告诉我,我一直在睡觉,梦呓的声音很单调:“不喝了。不喝了。”
往事不堪回首,其中有一部分往事是浸在酒杯里的。年复一年的酒,胜似人生的年轮,喝起来滋味不一样,但总是越来越沧桑、越来越绵厚的。有一年,前辈作家陆文夫到南京开会,晚上大家聚餐饮酒。我看见他独自喝酒,喝得似乎很孤独,便热情地走过去要敬酒,结果旁边一个同事拉住我说:“千万别去,他不接受敬酒,他很爱喝酒,但一向是自己慢慢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