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在半夜哭过的人 不足以谈人生
时间:2022-06-16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木板.
“我踩着尸体上了船。”高秉涵说。
超过10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两艘船到了,每艘最多能容纳10000人。那年他13岁,拄着拐杖,在人群中一瘸一拐。他不知道这是哪里,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离开山东老家半年,他妈说“随大流,活下去。”
天亮了,登陆艇靠岸了,如潮。一开始谁也进不去,都堵在门口。“挤不进去就退下吧,人都满了。”
一些没挤进船的士兵,拿着枪,打了船上的人。机枪过来了,甲板上死了很多人,到处都是血。一颗炮弹落在船上,炸死了一大群人。
他躲在船舱里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你站的地方动不了,所以你来了台湾省。”
这是1949年开往台湾省的最后一艘登陆艇。
分别.
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破碎。高秉涵的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在当地的冲突中被枪杀。妹妹失踪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去了延安。担心母亲和儿子的安危,他在行李里放了20块袁大头、父亲死时绑在身上的绳子、初中新生入学证,叫他在父亲坟前磕三个头,离家去南京一所流放学校。
9月,石榴刚熟的时候,奶奶摘了一个塞到他手里。他忍不住低头咬了一口。这一次,同学推了他一把:“你妈叫你。”
当他转身时,汽车已经拐过了街角,他再也看不到他的母亲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吃石榴了。”
活着.
60多年前,南京的学校解散,学生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又不敢回家,就跟着人流走了一千多公里,走了六个省。稻田里挤满了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的时候,他扯了一片芭蕉叶,做了一点粥喝。两个战士在前面排好队,刚灌好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军来了”。第一个士兵急忙转身,一罐热粥倒在高秉涵的腿上。第二个士兵敲了敲高秉涵,他手里的粥又溅了出来。没人管,只能跟着他跑。
所有的军队都走了,所有的难民都走了。雨下得很小,他一个人走着。他的腿肿了,爬满了蛆。他没有鞋子,脚上裹着破布。在雨越下越大,看不见手指的那个晚上,他找到了土地庙。他在里面摸了摸,踢了踢,有人在睡觉。他躺在一边睡着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的时候,山老鼠就向他跑来。当他醒来时,他看到山鼠正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具人的尸体。
当他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背着一个包的士兵,包里有一个红十字。山边有崖,曲路上有流水。“他说孩子会过来,拉着我的腿冲,把虫子冲走。冲完之后,他用纱布把我的腿包了起来。我仔细看着他的帽子。上面有一颗星星。他是共产党。”
我问他:“一路上想妈妈了吗?”
他说:“不,我只想活着。我活着只是为了她。”
王翔.
他搬到了有200多万人口的台湾省。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岛,涌进来那么多人,无法安置,没人关心他的死活。
他能活下来,是因为他妈妈包里放的初中新生入学证。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它是如此的薄以至于没有被损坏。凭着这张纸,在铁路局当摊贩的高秉涵考上了台省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他被派到金门当法官。
我问:“你刚到台湾省,活得这么孤独。你怎么过假期?”
“大年初一的早晨,天还没亮,我一个人到山上,大声哭,在淡水河口和大陆痛哭。我通常不哭,但这是天气
“给娘打电话,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是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
家书.
1979年,高秉涵出国开会,大陆也有代表参加。他从家里写了一封信,要他们转交,但他不敢。以后,这封信通过英美寄给我的同学,最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号小高庄,宋淑玉(他妈
亲的名字)。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收到信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
妈妈去世后,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一段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