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时代
时间:2022-06-15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八次在捕风者说(全文在线阅读)
1.1964年1月5日
这是我最棒的一天。没有这一天,就没有我。今天是我的生日。
生老病死对一个人来说是最大的事,但没有人会记得自己的生老病死。生命在哭泣,死亡在闭眼。生中哭泣唤醒别人的记忆,死中闭眼关闭自己的记忆。你出生和死亡的时间;生活场景,死亡情境,这些记忆都储存在别人的记忆里。所以,谈论自己的出身,无异于写小说。你说的话头脑清醒,听到的人都信,其实只是别人说的。
时间被放置在空间里(反之亦然),赋予了我成为人的这个时间:1964年1月5日,我出生的那一天,被放置在离杭州41公里的一个老村子里。村名蒋家门,行政隶属富阳县(1994年撤县改市)。富阳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名,但它下面有两张著名的面孔:富春江和郁达夫。富春江以黄(今一半在,一半在台)留下的名画《富春山居图》而闻名,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我家,江家门口,是阜阳最大的村。这是一个富饶富饶的村庄。它的古老、丰富和繁荣的人口(现在超过4000人)使它看起来像一个古镇而不是一个村庄。在我出生前的一个世纪,这里的海滩上建有三层楼房,宽敞的回廊,红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香木露台(高3米,宽2米),飞檐飞柱,宽阔的方形天井,这一切至今令人惊叹。80年前,我爷爷的父亲卖掉了40亩竹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我爷爷和我的小爷爷——,从上海开始塑造这座三层小楼。虽然缩小版的3354只有两层半,规模也小很多,但还是给我们家带来了持久的口碑。小时候经常看到陌生人来我们家做客,指着各种我视而不见的雕像石雕,评头论足,来回缠绵。20年前,作家李航宇在我一个远房叔叔的带领下去看的,至今记忆犹新,他见到我还夸了我一顿。
生在这么气派的房子里应该是我的荣幸,但我父亲不这么认为。小时候,父亲经常跟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家,否则我们家很难翻身。这是有深刻原因的。原因在于我们家门前的一栋楼。这也是一栋三层小楼,但看起来没那么优雅,也没有那么多纯粹的审美上的铺张浪费。是一栋三层小楼,结构简单实用,排长。有点像现在的单位宿舍楼。外墙刷成红色,我年轻的时候还是红色的。我们家和他们家之间只有一条不到两米宽的巷子,也就是说它的“屁股”正对着我们家的门。我父亲告诉我,我们的祖先和这个家族的祖先是死敌。他们之所以把房子建那么高,放成这样(屁股对着我们家前门),涂成红色,就是为了打压我们家,破坏我们的风水。奇怪的是,自从红房子建好以后,我们家的繁华就渐渐没落了。为了抵御这种神秘的“毁灭”,我的小爷爷和一个传教士去了上海信耶稣。他回来后,每天都在厢房里祈祷。小时候经常带同学去看小爷爷祈祷,用咕哝的声音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我父亲知道,他说他在祈求耶稣保佑他,耶稣也确实保佑了他。我爸爸有四个兄弟,也就是说,我爷爷有四个儿子,我小爷爷只有一个儿子。但在耶稣的祝福下,小爷爷的儿子接连给他生了7个孙子,而我爷爷虽然有4个儿子,却只有7个孙子。我爷爷死得早(66岁那年,我没见到他)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耶稣的力量3354因为这个,他活不了多久。虽然父亲发现了这个“秘密”,但由于目前的形势,虽然他想投靠耶稣来重振家业,却又不敢。因为那是封建迷信被肆意破除的年代,信耶稣是——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我父亲曾经通过养狗、房前摆石狮、杀公鸡等迷信的方式来摆脱红房子对我们家的诅咒。但事实似乎证明,这些方法过于简单,缺乏真正的力量。振兴家族企业一直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
我10岁的时候,父亲借钱在我们的老房子旁边建了一个简陋的新房,这是他摆脱红楼魔咒的第一个大动作。似乎效果很明显。弟弟马上结婚了,妹妹在城里找了对的人。可惜由于当时的制约,新房的位置还是离红楼比较近,似乎还在红楼发威的范围之内。于是10年后的1982年,我们家盖了新房子,建在村外。可以说我们彻底摆脱了红楼的纠缠。效果好像很明显,我们家成了当地有名的“万元户”。那时候我已经在部队了,千里之外。父亲从没让我调回来,一直跟我说,越远越好,意思是红房子越远,我就越无奈。我以为父亲和红家的斗争结束了,没想到大招还在后面。1996年,父亲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把我们的老房子非常便宜地卖了。真的很震撼!在老家,老婆可以离婚,孩子可以卖,但祖屋永远不能卖。但我能想象我父亲为什么这么做。说到底,红房子还是在作怪,折磨他,改变他,给他勇气和力量。
父亲对红楼深刻而持久的怀疑和抗拒,让我从小就打开了神秘与隐居的小门。这是一扇现实之外的门,也可能是我通往文学深处的门。
2.1971年正月初十
这一天,我自称9岁,其实我才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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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家乡,人的年纪是以年头来计的,说你多少岁,说的是虚岁,不是实足年龄。按这种说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经是两岁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阴历年中还是旧年,是农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当我出生42天时,我已经两岁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岁,更何况是正月初十。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岁了——其实才7岁零50天。这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进了设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苦地发现,我背的书包特别沉重——那不是书的重量,而是泪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不过,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学的。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种喜庆色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酥糕,那感觉是很好的。中国的农村给人最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暖,脏不拉叽,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过年时还有压岁钱,远的亲戚给两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我还认了个干爹干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张五元大钞。一般一个春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至二十块的压岁钱。这是我的零用钱。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回来做衬衣。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忆。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感到过生存上的困难,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分成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黑五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大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